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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商货初到，牙商照例宰鸡设宴，招妓演戏，殷勤招待。及至商货到了牙行的货栈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说，还往往压住商货，不觅主发卖，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数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将货物脱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是把身家性命压在行情涨落之上，被牙行这么一压，好端端的热货便成了冷货，简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说商货跌价，牙行也并无好处，但他们一味招揽，自己做不来也不许行商自行发卖，到了货贱之时，牙行更是压着不发，却照旧要向行商收取客栈租金和俗称“牙用”的佣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经营，哪里受得了牙行这样折腾？只好任由他们摆布，赶紧忍痛将货物低价贱卖了事。说起来，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经营的牙商，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两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横加盘剥；并对商人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经商要有市籍。种种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绝无可能，更不用说是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只是他并未深入研究过经商之道，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这几份策论虽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但结合起来，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整套方案吗？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那两份奏疏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圈，准备等取士完毕之后，将之与经济科两位进士的策论一并交由内阁会同有司仔细研究，通盘考虑，拿出具体可行的章程，对明朝“重农抑商”的现行国策进行改良，至于要旨，也是现成的——“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
一次开制科和时务科取士，就解决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根本大计的问题，令朱厚熜感慨万千：看来，明朝并非没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没于草野之中，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议复井田制的策论并未出现在那八十份优等墨卷之中，这本在朱厚熜预料之中，但想来想去，他还是有些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