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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的这位朋友，乔尔·曼顿，我总是疲于争辩。他是伊斯特高中的校长，在波士顿出生长大，并且像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对于生活中出现的那些纤细而微妙的隐晦暗示视而不见，甚至还为此得意自鸣。他认定，只有那些真实客观的寻常经历才具备美学的意义，而艺术家们不应该侧重于通过行为、狂喜与惊异去唤起强烈的情感，应该通过对日常事务进行精确而又详尽的临摹来保持平和的兴趣以及对艺术的鉴赏力。他尤其反对我专注于那些神秘与不可思议的事物和情节；因为，尽管他比我更加相信那些超自然的事物，但是他却拒绝承认它们在文学创作中亦十分普遍。对于他那清醒、务实而又逻辑严谨的心智来说，一颗心灵倘若能从逃离每日繁重乏味的俗务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倘若能在厌倦了实际存在所具备的陈腐式样后，抛去习惯与常态，对图像进行独创而又戏剧化的重组并从中获得无上的喜悦，那实在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在他看来，一切事物与情感都有着固定的尺寸、性质、缘由与结果；虽然他隐约知道人们的心智偶尔也会抓住某些几乎没有几何形状、无法归类、也毫无用处的幻想与感觉，但是他相信自己有理由画下一条武断的界限，将那些寻常市民无法经历也无法理解的事物排除在外。此外，他几乎敢肯定，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不可名状的”。但是，像他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观念，听起来可一点儿也不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