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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他又何必把部队拉回湖南休整和训练呢，其实还不是为了让他们把银子带回去，然后重新再收回国库，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
当然，这些士兵用命换来的军饷，赏赐，和抚恤，自然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在配给站换取丰富的商品，无论是卷烟，糖酒，还是农具，布匹和粮食。这也是孙可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创新之后，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对于满清控制区迸发出来的超额生产力。
“招募流民，建立营庄的事情要尽快，咱们必须以最快速度控制人口。不然，无论是招募新兵，还是征粮征徭役都将困难重重。”孙可望说着，顿了顿，然后扭头看向了刘体纯，又继续问道：“江西和湖北的人丁户数，现在掌握了吗？”
“暂时还没有，但是根据反正过来的官员所言，江西人丁十分繁盛，虽然经过清军数次屠杀，但估计还有上百万户，两多百万青壮丁口应该还是有的。”刘体纯回忆了一下，又继续禀报道：
“不过，湖北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原本就几经混战，现如今又经过了清军的一番折腾，恐怕人口和湖南已经相差不大，青壮丁口可能只有五六十万不到。”
相比起西南诸省，江西虽然也因为历次战争损失惨重，但因为人口基数大，保留下来的人口也非常多，特别是鄱阳湖西岸，赣江流域，更是这个时代长江流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比起西南，这两个地方的田地和人丁都已经好得太多了。不过，这些地方的乡绅力量都十分强大，咱们将来还要和江南地区，以及北方各省的乡绅合作，所以在这两个地方，营庄不能搞得太过火了。
还有，配给站只能建在营庄里面，外面的生意可以让那些地方乡绅到咱们的工坊进货，但尽量不要和他们起冲突。不过，商税和粮丁，该征的还是必须要按额按量来征，这绝不容有失。”
刘体纯随即点头称是，营庄是孙可望控制基层，控制人口的根本，围绕着营庄发展起来的配给站，农兵更是他赚取军费，威慑地方乡绅，保证粮草徭役税收的基础，他这个内政大臣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营庄的事务。
不过，现在，无论是孙可望还是刘体纯，他们的眼光都不止是下一场战争了，和地方乡绅的合作，成了更重要的问题。
而且，孙可望并不愿意在全国推广营庄制度，这毕竟是“战时体制”，若是全国推广，必然尾大不掉，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级，到时就骑虎难下了。以这个时代的制度和科技，最终恐怕不过是加强版的卫所制度罢了。
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一项制度既然可以实现对人口的极度控制，实现极度集权，将整个社会的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投入战争，谋取军事上的胜利，那必然会在某一天反噬，甚至生成天怒人怨，可谁也无法击败的怪物。
换言之，孙可望为了汲取足够的战争资源，现在还需要营庄，但他意识到了营庄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愿意在湖北和江西适度展开，就如同李定国在广东一样。
而刘体纯并没有想到这些，他反而是在想如何给李来亨打掩护，让对方在湖北多设立一些营庄，扩大顺军一脉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