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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共产国际，指挥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这种想法对苏联、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来说无疑太狂妄了，所以当时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动经费。这是我们党建党初期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当时李立三的中央办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钱，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主要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了困境。
陈独秀想独立，李立三想独立，都没有独立成，这两个人的经验和教训都至少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和领导人能不能创造性地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赖于经济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的委任令。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已经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1930年，“立三路线”3个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据李立三后来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
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自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改歌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近十年时间里，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因自己的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这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