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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
所以，沈树人严密加上了累犯、流窜式作案这个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人不累犯，不流窜，就说明他只是纯懒，可能他种自己的田也这么懒。
流窜式累犯作案的，才说明这人“种自己的田时不懒，不搞破坏。只是在种产权属于别人的田时，才特别懒，故意使坏”，主观恶性是完全不同的。
沈树人也一碗水端平，两边都抓了几十个，准备到时候示众，再借机宣传新法，加深大冶这边数万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印象，让他们将来好口口相传，宣扬沈抚台的严厉政策。
事到临头，沈树人唯一的顾虑，还是怕就为这些目的便杀人，有些说不过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弹劾，而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刑主义了。
不过，方以智帮他张罗了这么几天，最后临门一脚时，倒是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拿出儒家春秋决狱、以社会影响恶性来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思想，跟沈树人掰扯了一下，试图证明“只要形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学坏，那么本身事情不大，斩首也是没问题的”。
而在方以智看来，这些人带头刁钻，带坏了一方百姓，把陕西那边破坏式开垦捞小便宜竭泽而渔的劣习带过来，带坏了一方民风，就凭这一点，怎么不能斩首？
沈树人自从当官后，对大明律了解还真不算多，也没一直学习。听了方以智这番话，他也是略感新奇，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大明律》里，本来就允许这样、因为社会影响的恶劣、带坏了社会风气，就在原本的刑罚上，额外无限制加重的么？”沈树人请教时，都有点心虚。
方以智却不愧是学霸，斩钉截铁就给出了答案：“当然，自古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原则，就没有改过，从《唐律疏议》到宋、明，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具体到法条，我大明有很多具体的罪行，在量刑时，也都是准照‘社会风气恶行’酌情加重减轻刑罚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总学过吧？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里就允许凌迟，至少也是剐八刀，多的还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为何判得这么重么？”
沈树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这个知识点，他还真不知道。
当然了，采生折割这个名词，这个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脚打断、打成残疾人，然后逼着残疾人去乞讨，骗取别人的同情好多施舍点钱。
这种事情，明清两朝都是重罪，可以凌迟。
但沈树人还真没想过，为什么能判这么重——哪怕是谋杀的罪名，杀了好几个人，也未必会被凌迟。
他便虚心求问：“这还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觉得采生折割凌迟判得有点重了。”
方以智却无奈地摇摇头：“这事儿的关键，不在于让四肢健全的人严重残疾、手法残忍。更关键的是，会破坏一地百姓的同情心。